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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貧民窟 其疫情走勢受到關(guān)注 2020-05-11 17:04:2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13.4億人口并擁有大范圍貧民窟的印度,其疫情走勢受到關(guān)注。

孟買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印度西部門戶和最大的海港城市,同時也是重要的貿(mào)易中心和商業(yè)和娛樂之都。目前,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qū)。在遍布孟買全城的近2000個大大小小的貧民窟中,惡劣的居住、衛(wèi)生和用水條件是印度疫情防控最大難點。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對于居住在貧民窟的居民來說很難實現(xiàn)。

孟買阿拉伯海濱的房價高達每平方米10萬~30萬元人民幣。而印度最富有的安巴尼家庭,一家人獨住27層173米高的樓房。

在貧民窟和孟買千人洗衣場里,底層人民幾百年來日復一日地過著同樣的日子。

孟買的貧民窟以達哈維規(guī)模最大。在這塊面積僅1.7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擁擠著上百萬人,其中60%是印度教徒,在印度種姓制度中位于第三等級(吠舍)和第四等級(首陀羅),另有30%居民是穆斯林。

印度教相對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把種姓制度——世襲的社會等級制度作為核心教義,涵蓋了印度社會的絕大多數(shù)群體,也是傳統(tǒng)印度最重要的制度和規(guī)范。種姓制度分為四個等級,其中婆羅門是最高等級,主要群體有祭司僧侶和學者;剎帝利包括騎士和王公貴族;吠舍則是農(nóng)民、商人和傳統(tǒng)手工業(yè)者;首陀羅為仆役階層。除此外還有最底層的“賤民”階層達利特,從事最骯臟低賤的體力勞動如掃街和清理不潔物,被稱為“不可觸摸者”。

雖然印度種姓制度在法律層面已被廢除,“但在印度人心中,印度教下的印度是永恒的”,階層和職業(yè)的固化仍根深蒂固。英國印籍作家維迪亞達·蘇萊普拉薩德·奈保爾在他的著作《印度·受傷的文明》中把印度的種姓制度定義為“一種古老、深層的社會暴力”。

而在馬克斯·韋伯著的《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中則寫道,低等種姓的教徒可以在來生變成剎帝利、婆羅門,甚至成為天人或一個神,但絕對的前提是在今生嚴格履行其種姓義務。奈保爾認為正是這種僵化的制度,導致了人們對貧窮麻木,甚至升華為一種純凈的情操;同時,印度人心中認為印度是世界上最愛干凈的民族,他們的一切行為皆遵從教義,用象征性的形式凈化自我,對現(xiàn)實的臟亂視而不見。貧民窟和洗衣場中的底層人于勤苦勞作、克己敬業(yè)中總顯出幾分聽天由命的安詳神情。

人們在好萊塢的電影中看到的印度貧民窟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恐怖場景,但現(xiàn)實中,生活在貧民窟中的人貧窮,卻樂觀友善。婦女兒童衣著整潔,家中也能看出盡量打掃過。人們幾乎都在工作,他們在皮革垃圾、化工品的臭氣中赤膊穿梭忙碌。他們操著各種營生,拆廢布料、廢紙盒,在堆積成山的白色泡沫中整理廢舊塑料,搬運舊冰箱、洗衣機。在一座黑暗的棚子里,還彌漫著剛出爐的蛋糕香味。

印度的圣經(jīng)《薄伽梵歌》中的一段經(jīng)文說:“做你分內(nèi)的事,即使你工作低賤;不做別人分內(nèi)的事,即使別人工作很高尚。為你的職守而死是生,為別人的職守而死是死。”《薄伽梵歌》在農(nóng)業(yè)社會為社會分工做了務實的闡述,但在當今,奈保爾認為,《薄伽梵歌》中推行的種姓制度,“分隔了個人功能和社會義務”。他讓印度人安于現(xiàn)狀,樂于接受現(xiàn)實的苦難,并視苦難為修行。他們只追求自我世界的穩(wěn)固,在悲苦中安然度日。

當?shù)厝朔Q“多比迦特”的千人洗衣場,已經(jīng)有130年歷史。1890年,孟買殖民政府為解決每年長達幾個月的旱季居民洗衣難題,建立了這座由市政專門供水的露天洗衣集市?,F(xiàn)在的洗衣場仍有800多個水池,可容納千人同時手工洗衣。

數(shù)不清的大小洗衣池,隨意搭蓋的各色防雨布,密密麻麻縱橫交錯的晾衣桿,成千上萬件在午后灼熱陽光下飄揚的衣服被單,呈現(xiàn)出了一個錯雜艷麗的奇特視覺。破爛紛亂的洗衣場周圍高樓林立,旁邊就是中心城鐵站,幾分鐘就有一趟列車駛過。這大概是孟買繁榮和貧困共生的最佳畫面了。

無數(shù)洗衣工雙腳站在污水里,用力摔打、揉搓。雖然能看到一些洗衣機和烘干機,這里大部分的工作還是手工完成。顧客多為中低階層打工族,這里也為醫(yī)院和小旅館提供漿洗服務。忙碌的孟買人光顧這里的原因很簡單,洗衣場價格非常低廉,洗熨一套襯衣加褲子只需要150盧比(合15元人民幣)。

據(jù)說這里的洗衣工使用一套像是密碼的特殊體系來標記每件衣服的來源,清洗后再送回給雇主。

洗衣池子散發(fā)著潮濕發(fā)霉和洗滌劑的刺鼻氣味,孩子們在黑色的水中玩耍。他們裝飾圣誕玩偶,吹起慶祝新年的彩色氣球。大多數(shù)的孩子都在外面上學,他們的英語很好,這讓他們長大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成為可能。他們或許會離開這里, 就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里的賈馬爾一樣,改變命運,實現(xiàn)階層的提升;或許不會,依舊在宗教的種姓制度桎梏下向內(nèi)心尋求平靜。

同一個地球之上,太陽之下,人們被財富、階級與出身分隔,富人和窮人被折疊在不同的空間中,不同空間所擁有的環(huán)境、資源和生活模式有著霄壤之別。

灰霧彌漫阿拉伯海,風光依然旖旎,海鷗追逐著渡輪。來自印度中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Rajana 和丈夫,正帶著兩個女兒度假。Rajana 35歲,她和丈夫都是公司秘書,6個月前她決定辭去工作,做專職主婦。Rajana一家是典型的印度中產(chǎn)。印度人所說的中產(chǎn)階級意指不窮、基本生活無憂,跟歐美的中產(chǎn)階級不同。

印度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致力于發(fā)展經(jīng)濟。高收入人群集中在新德里和孟買,平均月收入3500元人民幣,IT行業(yè)可高達2萬元人民幣。如果你在印度每月掙5000元,意味著可以有房有車并雇用傭人。但近年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下滑狀態(tài), 2019年第三季度經(jīng)濟增速降至4.5%, 為六年來最低水平。

目前, 達拉維貧民窟居民新冠肺炎確診人數(shù)在600人左右。世衛(wèi)組織專家曾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對抗新冠病毒能否取得勝利,未來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印度防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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